九城游戏中心乾隆末年试经政策的调整与嘉道以后的学术变化(上)-古代人物经眼录

作者:admin 2016-02-23 02:21:35 标签:
乾隆末年试经政策的调整与嘉道以后的学术变化(上)-古代人物经眼录
乾隆五十八年后,科举试经由先前的分经试士改为五经并试。这一转变,究竟对此后的学术发展构成什么影响,显然也是清代科举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本章就尝试对此进行一点考察。
一、 五经并试政策实行的观念背景
自元历明,科举考试一直实行专经试士,士子各占一经,以之入试,乡、会试亦据之以定录取。专经本意在让士子习业专精,但在利益驱动之下,士子无论《五经》不能全读张梦永,即一经也往往有不通读者,故试经也一直为学者所诟病。清乾隆后期更改试经之法,也是基于这样的观念背景之下的。
(一)明以来学者对科举试经的批评
对科举试经的批评,从明初开科举以来就不绝于耳。这种批评既包含了对科举实际功用的评价,也包含了对学风的批评。大体而言,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读经与身心修养彼此不相干。试经的直接目的是让士子熟读经书,而熟读经书的目的则在身心修养。但不幸的是,政治家或思想家所希冀的这种目的总是和现实相背离。宋濂在大约作于元末或明初的《六经论》中,就曾经对此提出了批评:
今之人不可谓不学经也,而卒不及古人者,无他,以心与经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图,不过割裂文义以资进取之计,然固不知经之为何物也。经而至此,可不谓之一厄矣乎?[①]
宋濂的话,其实也道出了士子习经的一般心理,也就是追求直接的“进取”(功名)目标,而非把习经的过程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
梁潜(1366-1418)对此也不无微词:
凡士之于道也,必知之明而后行之至。而知之方必自学问始,奈何不求其本而专事文词哉!紫阳先生尝谓“习熟见闻,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夫设科所以求学者也,其流乃使人至于废学,岂不失其本哉![②]
宋濂、梁潜都是明初人,他们的议论表明明初士子的习经就已经背离试经的初衷。梁潜所引“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出自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的《信州州学大成殿记》,可见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还有更久远的历史。
同样,在梁潜之后,明代也未能终止这种现象。薛瑄(1389-1464)对科举的批评就更加严厉:
学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涉。故其一时所资以进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终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来之气习。诚所谓“书自书,我自我”,与不学者何以异![③]
崔铣(1478-1541)的评价也不甘示弱:
国家造士,纯用经术。然士诵之求仕,鲜以褆身。[④]
及至清代,这类批评文字也是层出不穷。如邵长蘅(1637-1704)就这样说过:
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是也。学者何?四子、六经是也。讲学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无能自外于道学。而究之,道学之传龂龂不绝如线,则何以故?盖自科举之业盛,士争习为记诵占毕裨贩之学,而驰骛于功利得丧之途,当其童而就塾,其师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悬科名为鹄以希幸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幸之心移之官守,于是商迁次之久速,计官阶之崇庳,营营汲汲,脂韦汩没,终其身耳矣。[⑤]
这些说法,都直接否认了科举试经对人的道德修养上的价值。特别是邵长蘅,甚至把习经、科举、任官联系在一起,更是把科举视为士人道德败坏的根本原因。
继续罗列这类评论文字已经没有意义。只是从这种评论中可以看出,功利性的读经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道德进步,反而可能因为功利的目标太过于直接而进一步败坏道德。考试儒经的传统可以远溯于汉代,但中国社会后来的道德状况似乎不比汉代更好些,也说明了试经在道德养成方面的实际成效很有限。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试经和道德滑坡之间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机理,以至于才会出现这种结果?而解决的路径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不是本书现在能够回答的问题,但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其二,不读经典,只读时文。对科举试经诟病较多的还有士子不读经书原文,而只读备考用的时文零红蝶。明人杨慎(1488—1559)就曾经批评道: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折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余曾见考官程文引制氏论乐,而以制氏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汉书·律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书坊刻布其书,士子珍之,以为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话。噫!士习至此,卑下极矣。[⑥]
杨慎所提到的《蠡测》和《策套》九城游戏中心,都是指时人所编辑的应考之书。这类书错讹百出,但被书坊刊刻印行后,却深受士子欢迎。这种景象,其实也反映了当时士人追求习学直接效用的心态。如此心态之下,科举试经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明万历时人蔡献臣也认为:
前辈学者占一经外,他经亦皆淹贯双生灵探,其次乃旁及诸史、古文,故其言行不悖于圣人,而其为举业亦有根据,非空疏饾钉者比。迩来举子文日幻而古意日微,大抵涉猎浮华,而叩以经学,则茫然不省为何语,去前辈之风远矣。[⑦]
蔡献臣的意思,其实也是主张士子应当博通诸经,而非独习一经,更非涉猎浮华而置经书于不读。有淹贯群经子史之根底,则发之为文,自然不会空疏。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顾炎武(1613—1682):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明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盭。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渖之书,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而《春秋》亡矣。[⑧]
按照顾炎武的说法,士子因为不读经典本文,所以对经义的解释就牵合附会。顾氏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官方做法失当的结果。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永乐时胡广主持纂修的《四书·五经大全》: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巳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⑨]
值得注意的是,《四书·五经大全》与其说是两种经学著作,不如说是官方统一意识形态的工具书。尽管顾炎武未必具有检讨官方意识形态错误的意识,但他的说法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人们注意: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可能会给学风和学术带来不良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是官方的原始意图。

与顾炎武同时的施闰章(1618—1683)也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汉人多尚经学,服官断狱之事,无一不出于经。今人首尚制举业,而以其余力治经,父师之所传,子弟之所习,《诗》、《易》、《春秋》之指甚且稍谬于圣人,非惟无学,又无经也。学圣人之言而至于无经,不其甚与![⑩]
施闰章的针对性虽然不及顾炎武,但他直斥士子传习的偏差导致无学无经,却也是对科举摧残学术的有力指控。“无经”的说法,更是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的说法形成呼应。
导致士子不习经典本文的原因还有科举考试的出题方式。明清科举三场中,第一场的经义、四书文和第二场的论,题目都出自经书或朝廷颁降之书,并且出题还有一些忌讳。由于一经可出之题有限,所以士子备考往往就猜测题目习读备考之文,而放弃了经书本文的学习。薛瑄谓“近世儒者,割裂经史子集百家之说,区别门类,缀集成书,务欲包括古今问目,以为决科之利小白船简谱,使后学转相剽窃,但资侥幸利达,而无以资身心之用”[11],胡居仁(1434—1484)说“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拟题目、作文章,故学官皆闲了”[12],指的就是这种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拟提》中,也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以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提”,并进而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而王夫之则把万历后士子不读书之病归因于阳明心学的盛行:“万历中叶,姚江之徒兴上海探戈,剽窃禅悟,不立文字,於是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取士者亦略不识字,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而士气之不堪,至此极矣。”[13]
与这种批评相伴而生的,就是倡导士子学习应淹贯《五经》、博习子史,并进行科举改革。如万历时期的沈鲤(1531—1615)就这样评论说:
迩来士子虽皆以经书为本业,而务明理淹贯者鲜矣。高者工藻缋,下者习剽窃,巧者务摘题,拙者专记诵。即有孳孳矻矻以穷年、佼佼铮铮称隽才者,犹或家不蓄《史》、《鉴》,目不睹《性理》,而已裒然与计偕、预廷对。及问以他事,则茫不能知焉。直至登第后,始幡然有意学古,亦晚矣。……国家设科取士,本欲得其实用,非徒取其空文。而《五经》在人,如饮食有五味、绘事有五色、声律有五音,皆缺一不可者也。今士子各占一经,虽其专门之业,若能移其记诵时文者以诵读别经,通晓大义,三年之内,不可卒业乎?即以资举业之用,孰与诵时文为多乎?[14]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章衮(?—1538)、黄淳耀(1605—1645)等人讨论科举的文字中[15]。而顾炎武就干脆认为“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16]。
其三、考试科目设置华而不实,要求改革科举。这类看法在明末清初学者的著作中也颇常见。如王夫之就认为科举考试三场中,第二场试诰诏表判华而不实:“诰诏视表判为愈矣,然士方在衡茅,使习知经国长民之道,固无不宜,若王者命令之大体,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国体者不知。”所以他建议改三场为两场,“初场书义淹通,每解额一人,取定两人,令赴二场,试以二论三策,然後决取一人中式”[17]。魏禧(1624—1681)更直接主张:“居今以救制科之败,愚则以为莫若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18]其具体之法,则是:“凡童子试《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四书》一,《易》《书》《诗》《礼》所占经一,《春秋》胡传一。令自某处起默书至某处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帖之意)。弟子员试《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策一道。乡试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会试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试。”[19]
不论这些主张是否实用,它都彰显了知识界对科举实际功用的看法。很有意思的是,康熙朝一度废八股、乾隆朝废诏诰表判的考试乃至后来的五经并试,在思想源头上都可以从王夫之、魏禧、顾炎武等人的著作中找到。这种情形,其实也意味着:真正改革的酝酿,需要一个很长的观念累积过程,而后在合适的时机得以实施。因此,明代以来的学者无论从哪一方面对科举试经提出批评,这种批评都为后来科举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清初至乾隆的学术转向
王国维(1877—1927)论清代学术,以为前后凡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而各阶段变化的原因及特征是:“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0]王氏的这种说法,着重从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学者治学心态之影响的角度来讨论学术的变化,其观察是敏锐的。尤其是把雍乾之后的学术变化视为当时天下太平的结果,更是非常值得思考。
的确,从清初到乾隆,清代的学术具有明显的转变痕迹[21]。浏览顺、康、雍、乾四朝学者的名单及其著作,都会感受到这一点。比如顺治、康熙时期,活跃在学术界的人物主要由明遗民和清初成长起来的学者构成。前者如孙奇逢(1584—1675)、刁包(1603—1669)、陈确(1604—1677)、傅山(1607—1684)、潘平格(1610—1677)、黄宗羲(1610—1695)、陆世仪(1611—1672)、张履祥(1611—1674)、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魏际瑞(1620—1677)、毛奇龄(1623—1716)、费密(1826—1699)、汤斌(1627—1687)、李颙(1627—1705),等等[22]。对清代思想史稍事了解即可知道,这些人中,多数都是明代理学的传承者。后者如李光地(1642—1718)、万斯同(1643—1703)、潘耒(1646—1708)、张伯行(1652—1725)、方苞(1668—1749)、李绂(1673—1705)、蓝鼎元(1675—1733),等等。这些人中李世民游地府,也有不少人思想偏向于理学。可见清初的学术舞台上,由明代延续下来的理学依然占据了重要地位。即便是顾炎武,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阳明心学,而对程朱理学依然抱持赞成。所以钱穆先生论清代学术史,主张治近代学术者应从宋学开始[23],便是基于对清初学者群体的这种认识之上的。
仔细分梳清初学者的学术特征,还会发现明代遗民之学者与清初成长之学者还有所不同。明遗民学者擅议论且多识见,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之学,皆自成一家之言。这一点,应该是受到明代后期学术思想(如王学、东林学派)影响的结果。而清初成长之学者则在思想上无多创见,更多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者而出现的,如熊赐履、李光地等。钱穆先生在其《清儒学案序》中就曾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期,即别出明末遗民学者为一期[24]。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学界颇有繁花似锦的气息。除传统的经学外,子学(以傅山为代表)和史学(以黄宗羲、万斯同和宁都三魏为代表)都有重要发展,此外还有西学(以王锡阐、梅文鼎为代表)[25]。这种学术局面的形成,与相应学者的学术观念密不可分。而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各家学者都强调了学术的实在性(与游谈无根相对)、实践性(即经世致用,与科举败坏人才相对)和实用性(与科举之学徒事虚文相对)。其中对学术经世的强调,使得治学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凡政治、社会、风俗、教育、道德等等,都被纳入观照的范围。王国维称“国初之学大”,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在这种大格局的学术氛围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一些局部的变化。其典型者就是:以阎若璩为代表的纯考据之学开始蚕食黄宗羲、顾炎武辈的经世求实之学而成为士子的学问楷模,以陆陇其、熊赐履为代表的程朱正统理学开始排斥明中后期以来的阳明心学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支持者。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先世山西太原人,后迁居江苏山阳,故为山阳人。祖父世科,明万历三十二甲辰科(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父修龄,淮安府学生。可见阎若璩少年时期的习学环境颇为优良。但阎若璩的科举之路颇不顺利,16岁以商籍入淮安学,28岁改归本籍太原,入太原县学。但先后屡次参加乡试未中,康熙十七年(1678年)应博学鸿词科亦未中。而其从兄阎若琛、阎若泂皆为进士。[26]阎氏自负高才,如此经历,在一个以科举功名为个人成功标志的社会中,显然对他的心理也是个刺激。其一生于学术上好讥贬他人,也未必不是拜此心理之所赐。
阎若璩的著作,影响最大者为《尚书古文疏证》八卷[27]。全书列128条目(传本实存99条),从篇数、篇名、传承、章句、地理、官制等方面详加辨析,考证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为伪书。但阎氏之考证,与顾炎武《日知录》颇有不同。顾氏虽亦于一目之下胪列史料,但必定服务于一定的问题关怀。而阎氏不过列以证文字之伪,即有所谓问题关怀存于其间,亦不过于知识上自炫其博而已。其格局之大小,诚有如钱穆先生所谓“远非等伦”、“气魄精神之迥异”者[28]。
不过,阎氏此书也确实为考据学提供了一些方法上的范例。除引文出处标注清晰(顾炎武《日知录》也如此。反观明人著作,能如此者寥寥)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考订原则:
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汩作》、《九共》等二十四篇,非张霸伪撰。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五子之歌》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不然,仅以子史诸书仰攻圣经,人岂有信之哉![29]
也就是,考订之法,先从根本的方面来证明其成立与否,而后再去追究细枝末节的问题。而《疏证》一书的安排,大体也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
全面讨论阎氏的考订方法不是本书的任务。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个问题,只是想说明:这种考订方法是由求实求是的观念支撑的,因此,它被认可和流行,已经预示了清代学术由明代的重议论向乾嘉的重实证转变的趋势[30]。
与阎若璩不同,陆陇其、熊赐履则是从强化官方意识形态建设上来瓦解明代心学一脉的影响。陆陇其(1630—1692),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其学以朱子为宗,曾撰《学术辨》,专辨阳明之学,斥之为禅,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31],而阳明“心学”便是罪魁祸首。可见其贬斥异端,真是不遗余力柳逸璟。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其学宗主程朱,在康熙六年的《应诏万言疏》中,他就建议在全国各地大兴学校,“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得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得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32]。又作《学统》,认为:“斯道之在天壤,终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则存乎其人。人之至者清华肉麻情书,继天立极,以充其量,斯道统攸属焉。……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33]而其《闲道录》一书,推尊程朱,贬斥陆王,进呈御览后,被康熙帝称为“正大精醇,诚斯文的派也”[34]。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未归江宁时,还曾受命主持《朱子全书》的编修工作。其推尊纲常伦理,较以往儒者有过不及。康熙时代程朱理学重新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熊赐履实是一大功臣。
值得思考的是,清初学者对明亡原因的检讨,多把它视为王学空谈的结果,但清初考据却更多地指向整个“理学”而非仅仅针对阳明“心学”。阎若璩证伪《古文尚书》,使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思想依据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成为无源之水;黄宗炎(1616—1686)的《易学辨惑》、胡渭(1633—1714)的《易图明辨》辨析《易》图的传承,则直接针对朱熹的《周易本义》发难。此外,在清初的学者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态度者亦复不少[35],如汤斌(1627—1687),就曾直接对陆陇其表示了这种不满:
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近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与?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随声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版,肆口讥弹,曰:“吾将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朱程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是居卫道闲邪之功夫,讦以为直。圣贤恶之,惟如孟子所谓“不得已”者可也。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以快其笔舌,用心亦欠光明矣![36]
汤斌所披露的现象,说明清初知识界的构成非常复杂。随声附和、变相作伪、信口雌黄者大行其道,伍伯兰才是导致“海内学术浇漓日甚”的原因,故破除门户之争而在学术上崇尚求是求实,才是谋求改变的正途。也因为如此,虽然清初阳明之学被放逐于民间,并且饱受官方正统理学的排斥,但却很少有学者纯因这种学术观点的不同而贾祸的。不过,假官方意识形态之威权而行其私者则多有其人,清代文字狱之频发亦往往拜此所赐。
实际上,终清一代,纯粹因指斥官方意识形态而遭到惩罚的学者还是很少见。即如雍、乾时代李绂(1673—1750)极力诋诃朱学,乾隆时代戴震(1724—1777)明目张胆地指斥朱熹,也未受到官方的处罚。这一点,应该和清初统治者并不对正统意识形态之外的言论赶尽杀绝有关,也显示出清初统治者怀柔汉族学者的政治策略。而这种策略给清代学术带来的影响就是:崇实意义上的学术探讨不仅不反对,而且被提倡。
无论是考据学的萌动,还是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其背后的观念都是指向实学。虽然清初各家学者对“实学”的理解并不相同,但这种观念在清初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发酵,却在推动着学术的转向[37]。到乾嘉时代,终于汇成了考据学的巨流。
关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时贤研究已多[38],兹不缕述。这里只想说的是:由清初经世之学转向乾嘉考据,除了文字狱、政治稳定、知识积累等等原因外,应该与当时学人期望改变晚明以来的学术和社会生态的内在动力有关;而政治的相对安宁所带来的外部各种环境的改善,正好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清初学者对明后期空疏学风的批评,背后是对社会不公和道德败坏的担忧和愤怒,所以这种批评本身就已经孕育了改变的动机。没有这种出自行动者本身的改变期望,纯粹的外因推动是达不成改变的目标的。因此,在清初学术的转向背后,其实隐藏了更大的社会原因仁吉旺姆,而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话语的简单转换。
而在这些批评中,科举则被视为败坏学风和道德、败坏人才的根本原因[39]。崇实黜浮构成乾隆时代政治和知识界对科举的要求,不能说与这种学术转向没有关联。
二、乾隆朝的文化生态
实际上,崇实不仅是清初学人颇具共识的一种自觉,也是官方统治的需要。但乾隆朝科举试经政策的调整,与乾隆朝的文化生态则有更直接的关联。
(一)清初文字狱对乾隆时期学术方向的影响
清代文字狱主要发生在顺、康、雍、乾四朝,而尤以乾隆朝为多。虽然文字狱未必是乾嘉考据学发生最关键的原因,但它对乾隆时期学术方向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学盛而史学衰。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不过陈氏并不把文字狱视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认为是经学过分受到关注的结果。而经学之受关注,则在于有利益的考量:“往昔经学盛时,其为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40]实际上,经学之被关注,一定程度上也与文字狱有关。
查检相关史料[41],可以看到,清代文字狱尤其是乾隆以前的文字狱,几乎与意识形态间的斗争无关。勉强可算这方面的案例,是雍正七年始发、乾隆六年再发的谢济世私注《大学》等书案。但该案最初被揭发时也别有隐情,则起因于谢济世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博格斯特,雍正帝怀疑其受直隶总督李绂之指使,故此案背后的原因是雍正帝怀疑官员结党,而朋党一直为清朝诸帝所深忌。只是到乾隆六年谢济世复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呈并欲取代朱熹所注诸书,引起乾隆帝的反感,方才再遭处罚。即便如此,亦不过焚毁所注书及书板而已,谢依然任职湖南粮储道。

谢济世案子的处理,其实说明了清廷对待程朱理学正统的态度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所以对程朱乃至儒家经典的质疑都还能容忍之,这应该就是阎若璩、胡渭、毛奇龄、李绂以及后来的惠栋、戴震等对程朱不遗余力的攻击却依然未行惩罚的原因。
但清廷对涉及本朝史事之案件的学者木岛法子,处罚起来不仅严厉,甚至有时还很残酷。顺治四年(1647年)函可案、康熙二年(1663年)庄廷鑨《明史》案、康熙三年孙奇逢《甲申大难录》案、康熙十三年邹漪《鹿樵纪闻》(《绥寇纪略》)案、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三年(1725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雍正七年陆生楠《通鉴论》案,都是因史书撰著或收藏而致罪。其中惨烈者如庄廷鑨《明史》案,遭处死者达70人。
文字狱中,清廷对经、史所采取的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可能不在读书人心中带来震动。而其他的诗文案又往往以诋毁本朝为罪名,所以不独明史不能言,并本朝事也不便议论。在此情形下,清代史学之转向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乾隆时代,史学除官修者外,私人则以史实订讹、辑佚、校勘、目录、地理、金石等实证之学为主流,应是顺应了这种变化的结果。后世学者屡以“历史考据学”称乾嘉史学,确实是比较传神的。
其二、科场文祸对士人思想控制的加强。清代文字狱的类型之一就是科场文字贾祸。从顺治到雍正,这类案件有顺治二年(1645年)河南乡试误书“王叔父”案、顺治五年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试题讥讪案。这些案件的处理除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的思想控制外,也对科举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顺治五年坊刻制艺序案,就直接导致了杨栖鹗的《请正文体》一疏,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42]。又如雍正四年查嗣庭案,更是把矛头指向了科举的出题[43],不过这件事背后牵涉到隆科多案,所以根子还在雍正帝打击朋党上。虽然如此,这一事件和次年的吕留良案,都无疑促成了官员士人之间告讦之风的盛行。所以到雍正七年,成都知府王